[记者手记]敢于被制衡:侦查机关必须回答的问题
像5年前那样大肆发布补充侦查成果材料的检方
一味强调对警方的控制却不愿接受制衡
警方若想有别于检方就需要负责的侦查与有效的约束
“又开始了。”一名警察在读到一篇介绍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成果的报道时,发出了一声类似叹息的话。随即反问道:“侦查与起诉分离,又不是因为检察官不会侦查才这么做的,不是吗?”
检察机关近期接连发布包含补充侦查成果的新闻稿。大多是抓住警方侦查不充分之处,着重说明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方面“有多么出色”。在2021年首次出现“检搜完剥”(完全剥夺检察机关侦查权)这一表述时,检察机关也是以这种方式应对。如今关于一旦失去补充侦查权,就会立刻出现大量冤枉受害者的说法,与当时并无二致.
从警察与检察机关双方的说法来看,这场争斗可追溯到1954年刑事诉讼法制定之时。该法对检察官和警察官的侦查进行了界定,并以“进行侦查”或“应当进行侦查”作结。侦查被预设为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务。检察机关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不惜贬低警察的做法,很难获得说服力。
支撑侦查这一职责的核心是“制衡”。无论由哪一个机关行使,都有可能滥用可以限制国民基本权利的侦查权。我国法制体系中,在5·16军事政变后不久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产生了经由检察官申请逮捕令的“检察官经由原则”。次年通过宪法修正,又将逮捕令申请权限定为“检察官”。检察机关凭借排他性权力对警察实施控制,但与此同时也远离了外部制衡。
围绕补充侦查权的争论,应当从“是否保留这一权力”的层面,转向“如何重新设计对侦查权行使的责任与控制结构”的问题。如果要剥夺补充侦查权,就必须先准备好:中大犯罪侦查厅与警察将由谁来制衡,以及中大犯罪侦查厅与警察厅之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平衡。如果保留补充侦查权,就应当严格限定其范围和要件。
不久前有这样一则由后辈记者采访的故事。一位把车送去维修、驾驶租赁车辆的老先生被起诉了。他并不知道残疾人标志需要为每一辆车重新申领。他是因参战致残的国家有功者。法院宣判其无罪,但检察机关提起了上诉。而在同一时期的大庄洞开发腐败案审判中,检察机关却放弃了上诉。检察机关主张有必要制衡警察,这一点本身是合理的。尽管如此,政界仍能煽动“废除检察机关”这类强硬舆论,正是因为检察机关事到如今才自居为人权维护机关,却缺乏足够的正当性。
权力只有在制衡之中才能获得正当性。在争夺要掌握何种权力之前,更希望侦查机关先拿出愿意接受制衡的勇气。如果不懂得自我净化,只会重演检察机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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