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脉动]关于设立重大犯罪调查厅和公诉厅
2013年4月23日,作为大韩民国反腐肃贪活动核心长达32年的最高检察厅中央搜查部摘下牌匾,走入历史。时任负责中央搜查部废止及新检察特别侦查机构设计的“最高检特别侦查体系改编推进工作组(TF)”组长的笔者,当时发表了一份饱含自责的感言,称自己“没有意识到,在中搜部检察官高昂的自豪感背后,国民的不信任正在急剧滋长”。
自那以后13年过去,如今检察机关未能从中搜部废止中汲取教训,沦落到其存在本身遭到否定、连名称都将消失的境地。未能自觉检察机关存在的理由,也未能竭尽全力赢得国民信赖,其业报以如此沉重的结果呈现,令人无比惋惜。
废止检察厅的《政府组织法》已经制定,关于分离侦查权和起诉权的《重大犯罪调查厅法》及《公诉厅法》立法讨论正如火如荼。围绕“检察机关一直在以起诉为前提进行侦查,因此必须实现侦查与起诉分离”的主张,以及围绕公诉厅补充侦查权的争论不断涌现。不禁困惑:对检察机关的愤怒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吗?或许在外界看来,检察机关并非公益的代言人,而是一个党派性的当事人。
尽管如此,在重新设计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侦查权、起诉权之际,我仍想强调,绝不能忘记:超越政治性愤怒和党派性利害关系,制度对国民的影响与制度的稳定性,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价值。
首先,国家的反腐肃贪能力不应朝着削弱的方向发展。有些人认为,只要设立侦查机关、配备人员,侦查能力就会自然而然产生。然而,正如过去在检察机关,至少具有5至6年经验才会被认可为能够独立作出正确决定的检察官一样,通过多年接受前辈检察官和经验丰富的调查官的严格培训,在侦查、为人和社会现象方面学习和修炼,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尤其是重大犯罪调查厅的侦查对象——腐败犯罪、经济犯罪、公职人员犯罪、选举犯罪等领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积累专业性、开展侦查的领域。仅仅因为讨厌检察机关,而在与政治性案件无关的各个领域,对具备专业侦查能力、长期负责民生案件的众多检察官采取敌视态度,进而不加以利用,并无任何正当理由。
同时,侦查机关的设计应当有利于高效保护国民权益。文在寅政府时期以“检察机关剥夺侦查权”为目标的刑事法修订,带来了诸多副作用。检察与警方之间的责任归属变得不明确,案件处理被无期限拖延,已提起公诉的案件中无罪判决频发。国民对司法程序感到绝望与不安。
侦查权与公诉权的目的,是保护国民免受犯罪侵害并恢复损失。公诉厅的补充侦查权,也不应仅仅被视为违反侦查·起诉分离原则或是检察机关“复活”的企图。从具有法定处理期限的羁押案件或即将届满追诉时效的案件来看,这显然是效率问题。
最后,必须切断侦查机关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并切实保障政治中立。在侦查中,需要高度重视的是侦查线索的来源与动机。来自政治势力、以“指示式”方式下达的偏颇侦查情报,以及在选举等政治事件前后被无差别提出的控诉与告发,从侦查机关立场来看,都是巨大的负担与压力。让侦查机关能够承受这种负担和压力的关键,就是制定针对污染侦查机关的政治性侦查线索的明确处理标准。这可以说是防止权力被滥用、确保政治中立的起点。
曾被形容为“连飞鸟都能击落”的中央搜查部已经被废止,检察厅也摘下了牌匾。同样地,世上并不存在永远至高无上的侦查机关。如果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在保护国民方面无能、在政治上偏颇,无法赢得国民信赖,那么将来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侦查机关啊,请时刻铭记你们终有一死(memento mori)!
Lee Dongyeol Lawvex首席律师(前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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