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VIEW]他们为何无惧法律
轻罚纵容“理性放弃安保”
信息泄露不是灾害 而是法律与制度的失败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数据被称为“21世纪的石油”。然而在大韩民国,这一宝贵资源正像从打了孔的管道中哗哗流失。最近从Coupang大规模会员信息泄露风波,到数十万名客户信息被窃取的通信公司事件,我国社会对数字安全的麻木已经超过危险水位,但企业往往试图用一纸道歉声明来平息事态。为何这种落后的事故一再重演?
人们往往倾向于把黑客攻击或信息泄露当作无可奈何的灾害或技术性失误。然而从Gary Becker等人的法律经济学视角来看,在韩国发生的个人信息泄露,是彻头彻尾的“经济计算”结果。Becker认为,犯罪或违法行为是由收益和成本的函数关系所决定的。对企业而言,构建强有力的安全体系是一笔巨额支出;相反,信息泄露后需要承担的成本,只不过是被查处概率乘以“象征性罚款”这一数值而已。
看看Coupang和各大通信公司。它们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流通、通信企业,而是实际上处理便捷支付和金融数据的“金融科技企业”。但这些企业因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被处以的罚款,相对于营业额而言不过是“口香糖钱”而已。管理层的算盘极为清晰:与其投入数百亿韩元构建安全系统,不如在事故发生时支付罚款和律师费,成本要低得多。也就是说,对韩国企业来说,松懈的安全并非失误,而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作出的“理性经营判断”。
每当有人指出这种道德风险,财界就辩称“过度处罚会抑制数据利用和创新”。但这其实是不懂市场信任结构的诡辩。在当今金融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市场中,数据安全本身就是信用。连客户信息都守护不了的企业,如何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角?相反,放任此类安全风险的行为,才是进一步助长韩国资本市场顽疾“科利亚折价”的因素。
全球投资者对韩国企业脆弱的公司治理结构缺乏信任。因为外国人也都知道,既然企业没有“若被攻破公司可能破产”的危机感,就不会愿意在包括安全在内的内部控制系统上花钱。在高喊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经营的同时,却连客户信息管理这一最基本的社会责任(S)都要精打细算性价比而置之不理,这样的企业不可能从全球资本那里获得高估值。
软弱的处罚还阻碍了“安全技术的金融化”和发展。如果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企业必须承担足以导致破产的赔偿责任,那么企业必然会拼上性命引进最顶级的安全技术。资金就会自然而然流向安全产业,技术也会随之创新。但在如今这种“就算被黑,只要交罚款就完事”的结构下,没有任何企业愿意为安全支付高额费用。最终,宽松的法律之网侵蚀了企业的可信度,也阻碍了相关产业的成长,形成恶性循环。
再看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它们通过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和强有力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让发生客户信息泄露的企业承担天文数字般的赔偿责任,从而明确提供了“投资安全远比事后善后成本便宜得多”的经济激励。这正是全球大型信息技术企业(Big Tech)具备安全技术竞争力,并在金融市场获得高估值的秘诀所在。
现在我们也必须强制“改写”企业的计算器。应大幅降低集体诉讼制度的门槛,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让一次信息泄露事故就足以动摇企业存亡的“真实恐惧”深入人心。只有这样,企业才会真正将安全视为“关乎生存的投资”,而非“成本”。
在一个个人信息被贱卖的国家,数据经济和金融创新就谈不上未来。对于不能保护消费者信息的企业,连谈论创新的资格都不应给予。如今,是时候用法律来证明这一冷峻原则了。
Park Seonggyu 美国威拉米特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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