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业、视频博主与老龄群体等劳动变化正在扭曲就业和收入统计
由于副业增加、YouTuber 等新职业的出现以及高龄群体劳动参与度上升,劳动力市场正进入重大转型期,有观点指出,这些变化可能会在沿用既有方式编制的就业和收入统计中产生误差。
如果因劳动力市场变化导致的不规则收入流动未被充分捕捉,从而使居民收入被低估,可能会削弱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税收获取能力以及货币政策判断能力。此外,多数劳动力市场统计依赖问卷调查,而应答率正持续下降,这也是一大问题。
瑞银集团全球资产管理部门首席经济学家 Paul Donovan 近日在达沃斯论坛官网发表题为《可能扭曲货币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数据缺口》的文章中作出上述表示。
首先,随着技术进步降低了进入门槛,自营业和副业正在急剧增加。由于线上流通的发展,维持高成本线下门店的必要性下降。线上流通催生了大量一人企业。YouTuber 等社交媒体“网红”在全球广告收入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报纸和广播之和,但在任何国家,这类“内容创作者”都未被列为正式职业类别。
如果是可靠的住户调查,还可以捕捉到这类就业形态,但以企业为对象的调查,完全无法反映仅凭智能手机和舞蹈能力就能产生相当经济影响力人群的真实经济实力。
人口老龄化也在产生影响。数年内,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将由人口减少的国家创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总人口中15至64岁群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采用类似标准。
这与当前现实相去甚远。认为劳动参与在65岁结束的概念,与退休年龄不断推迟的趋势正面冲突。即便退休之后,人们仍通过有偿劳动或志愿服务为经济活动作出贡献。在日本,育儿工作正越来越多地由退休一代承担,全部照护者中约有一半以上年龄在60岁以上。
对此,Donovan 首席经济学家写道,这意味着回归到福特主义(Fordism)之前的经济模式。副业并非新概念,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经营的寄宿业务,就是当时的“Airbnb”。在传统家庭模式中,育儿往往也由老一代负责。问题在于,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经济数据,都是在制造业和大企业、单一职业收入占主导的福特主义鼎盛时期建立起来的。
如果无法通过统计调查准确衡量劳动力市场变化,就存在严重低估居民收入和财务状况真实情况的风险。若就业统计未能捕捉副业,消费者购买力就会被评估得低于实际水平。这会增加政策当局采取不必要经济刺激、从而推高通货膨胀的风险。
自营业增加也可能扭曲国内生产总值中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占比。如果一人企业只给自己发放相当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薪酬,并以间歇性分红形式取得收入(这在减税方面通常更有利),社会对居民收入的认知就会更加模糊。自营业者通过法人而非家庭名义积累利润,在税制上可能更有利。这会对消费者的财务稳健状况造成误导性印象。存放在公司账户中的资金,在需要时其实是家庭可以动用的资产。
与其依赖单一职业,不如拥有多元收入组合的家庭,对失业的恐惧可能相对较低。为应对紧急情况而积累的预防性储蓄也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因为即使失去工作,人们也可以利用其他收入来源作为安全网,而非依赖储蓄。相反,相较于完全失业,不充分就业问题可能会更加普遍。例如,企业不再裁掉40%的员工,而是出现自营业者每周有两天无工可做的情况。如果这类现象未被统计捕捉,生产率指标就会愈发不稳定。
当税收制度无法适应新的劳动形态时,也会出现问题。社交媒体网红的崛起,可能会将广告收入转移给适用低于既有平台税率、甚至完全不被征税的个人。如果自营业者的收入和储蓄不再以工资形式体现,而相关变化又被放任不管,政府税收自然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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