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曹故事]法官检察官受难时代
检察改革动摇其地位
司法部门承压陷入身份困惑
优秀人才不愿报考酿成社会损失
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正日益下滑。
曾被视为出人头地象征的那句“长大一定要当法官或检察官”,如今只能在年代剧里听到;在婚介公司对配偶职业的偏好中,他们也早就被医生甩在身后。甚至还有说法称,比起法官和检察官,金&张、太平洋等顶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反而更受欢迎。
检察官的“没落”并非一朝一夕。2017年就任的前总统Moon Jae-in设立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并推进检警侦查权调整后,检察官的侦查权开始逐步被削减;在出身检察总长的前总统Yoon Suk-yeol当选时,检察权似乎一度有恢复的迹象,但随着Yoon前总统因毫无名分的戒严宣布而被罢免,检察权如今面临彻底消失的危机。
在“废除检察厅”在即的当下,检察官们只剩下二选一的处境:要么留下来,成为只能起诉、不能侦查的公诉厅检察官;要么摘掉“检察官”头衔,转到重大犯罪调查厅当调查官。围绕是否要至少给公诉厅检察官保留“补充侦查权”,以及是否要设立有别于重大犯罪调查厅调查官的“侦查司法官”,政界争论不休,检察官在一旁看着,难免产生自我否定感。
即便不如整个组织都将被连根拔起的检察官那般严重,法官的处境同样糟糕透顶。多年间在骂声中权力不断被削减的检察官,或许抗打击能力已经变强;但几十年来一直端坐法台之上、受到尊敬和礼遇的法官们,对近一两年间接连发生的这些屈辱性局面,恐怕会感到更加陌生和难以承受。
执政党因为不满判决结果,就以大幅增加大法官人数来恐吓司法部,还试图让大法院院长以国会国政监察证人身份出席,甚至提出了把审判中法律适用本身列为刑事处罚对象的“歪曲法律罪”新设法案。
何止如此。根据对政治敏感案件判决结果的不同,把法官捧成英雄或骂成“天下最糟糕的人”,已经成了日常。恐怕在负责审理“12·3紧急戒严宣布”相关案件的法官中,那些在共同民主党看来给出“痛快结论”的人,此后在人事上会被提拔重用,而不是那样判决的人则可能被边缘化、降职处理。
这一点,从此前已经进行的两轮检察机关高层人事中就能充分预见。仅仅因为在一份要求代行检察总长职权者说明“大庄洞案件放弃上诉指示”缘由和法律依据的声明上署名,就有7名检察长被贬到法务研修院。这表明,尽管宪法和检察厅法中都明确写有保障法官与检察官身分的条款,一旦被政府或执政党“看不顺眼”,也可能一夜之间被一脚踢开。
与这种“司法政治化”问题并行、同样令人忧心的,是优秀人才报考法官和检察官的意愿正在显著下降。
2014年出身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这三所名校(SKY)的新任法官比例还超过80%,到2023年已降至60%多;新任检察官中出身SKY法学院的比例,则从2014年的57.5%在2024年跌至25.6%,10年间减少了31.9个百分点。相反,据称今年六大律师事务所新入职的200名律师中,有157人(78.5%)毕业于SKY法学院。
法官任用增加法律实务经历要求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与大企业或律师事务所相比明显偏低的薪酬水平、不加班就必然积压未结案件的超负荷工作量,以及曾经支撑法官和检察官咬牙坚持下去的那份自尊感、社会地位、尊重与敬意等,正日渐消失,这恐怕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
与掌握生命的医生一样,作为所有矛盾和纠纷的最终裁判者,法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宣告彻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而检察官则肩负着保护国民免受犯罪侵害、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职责,在我们的社会中都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然而遗憾的是,大韩民国正走向这样一种社会:再难期待那些怀着实现公共利益的使命感和正义感、熬到凌晨仍在办公室翻阅案卷的奉献型法官和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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