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Kim Byeonggi事件与不公平就业市场 View original image

据报道,Kim Byeonggi 议员的夫人曾因长子应聘国家情报院一事,给情报院企划调整室室长打过电话。有迹象显示,她说过“在身份审查中把孩子刷掉,把年轻人的一生弄成这样”,又说“觉得如果得不到室长您的确定答复不行,冒昧给您打电话”。企划调整室室长则提出了看似承诺录用的解决方案:“打算以有经验人员的名义再增招人,会把某某(长子)放在心上。”“我会在今年之内处理好这件事,不要担心,请再相信我一次,耐心等一等,我会负全责。”数月之后,长子被国家情报院录用。网络社区上出现了夹杂自嘲的反应:“哪有哪位妈妈因为儿子落选,就去向国家情报院企划调整室长抗议的。”


关于 Kim 议员次子转学进入崇实大学以及进入虚拟资产交易所就职一事,也被提出了“靠爸爸关系”的质疑。围绕就业特惠的争议并不限于这一家庭。企划预算处部长候选人 Lee Hyehoon 的长子写论文时,将身为教授的父亲列为通讯作者,之后被国策研究机构录用。该候选人的三子在高中时期曾在国会担任实习生。当事人否认有请托行为。


多数国民都在为就业这一关乎人生的竞争而拼搏。然而,在标榜追求平等的政府之下,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反而加剧。社会领导阶层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将稀缺岗位私下分配给自己的家人、校友和同一阵营的人。


去年12月,一名执政党议员曾给总统办公室秘书官发短信,请托将“我们中央大学的后辈”任命为韩国汽车产业协会会长。秘书官回复说:“好的大哥,我会向 Hunsik 哥和 Hyunji 姐推荐。”因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高层子女被指享受特惠录用,委员长 Noh Taeak 去年3月向全国民众公开道歉。前总统文在寅女婿在 Eastar 航空涉嫌享受特惠录用的争议,则显示出用人不公问题可能蔓延至权力的顶端。


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已超出少数精英阶层,扩散到整个社会。去年12月,国民权益委员会在458家与公职相关的单位中,查出包括任意决定合格者在内的832起招聘违规行为。部分大企业会秘密选拔首尔顶尖大学特定专业出身者。根据大学信息公开资料,首尔5所顶尖大学给57%至60%的选课学生评了A,而多数中游大学实行相对评价,A的比例仅在30%出头到中段之间。成绩单上又不会标明是绝对评价还是相对评价,因此,中游大学出身者在就业市场上,连成绩这一项也被定位为劣于名校出身者。公共机构本应以30%的比例录用地方人才,但这一配额并未完成(“地方人才未达标却称遵守法律……例外条款成漏洞”,光州MBC)。


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和 Edmund Phelps 的“统计性歧视”理论,对韩国社会不公正的用人市场有着很好的解释。领导阶层依托权力和财富形成以人脉为核心的社会资本,进而向子女和熟人提供就业特惠。按照统计性歧视理论,少数优质岗位往往不会逐一检验求职者的个人潜力,而是以首尔顶尖大学出身等群体的平均特征为标准来录用。就业机会的不平等由此被结构化。



如果从薪资仅相当于大企业60%的中小企业起步,或者以薪资仅为正式工一半的非正式工身份起步,往往很难摆脱现状。这样的求职市场,使占最大比重的中游大学出身国民陷入不幸。如今,许多准备就业的青年都感受到巨大的心理不安。如果权力型特惠录用和结构性歧视持续下去,青年的不安将突破临界点,演变为难以收拾的愤怒。

Heo Manseob 国立江陵原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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