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转移引发第三国保护措施连锁扩散
企业面临自贸协定、原产地与采购条件新变量
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后,中国对美出口转向东盟、印度、南美等第三国,各国正将这一动向与本国产业政策、供应链政策相结合。若说过去的保护贸易主要是以关税和保障措施为中心的“市场防御”手段,那么近期则被评价为正向整合补贴、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原产地规则、外国人直接投资(FDI)、数据等多种政策工具的方向扩展。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功能事实上停摆的背景下,工业政策取代贸易规则成为优先事项的体系性变化日益明显。
第三国保护措施扩散……向“第二轮保护主义”转移
根据韩国贸易协会22日发布的《保护贸易时代,美国主导监管的全球扩散》报告,按去年1月至11月统计,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减少18.9%,但同期对除美国以外地区的出口则增长9.6%。其中,对东盟(13.7%)、印度(11.9%)、拉丁美洲(7.1%)等地区的增幅尤为显著。由此可见,被美国关税阻断的中国商品正通过“贸易转移”流向第三国,这一现象已在出口统计中得到印证。
随后,在进口压力加大的地区,相应的保护措施接连出台。欧洲联盟(EU)在钢铁领域缩减免税配额,并对超出部分征收50%的关税,引入了关税配额制(TRQ,低税率关税配额);同时还增设了对生产工艺进行核查的粗钢基准规定。加拿大和印度分别实施了配额及临时保障措施,南非则在研究调整减让税率方案。
政策目标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保护贸易更侧重于阻止廉价进口品涌入、具有强烈的“市场防御”属性,而如今吸引工厂和投资进入本国的“供应链引进”和“战略产业培育”成为核心目的。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和《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欧盟的《净零工业法案》(Net Zero Industry Act)和《关键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都是将补贴、公共采购、税制、环境监管打包设计,对本国生产和投资给予激励的典型“产业政策型”贸易工具。
日本和印度也在半导体、电池领域引入类似的政策组合,试图提高特定品目的国内生产比重。贸易政策正快速形成一种跨越贸易本身、与产业、供应链和技术政策联动运作的体系。
韩企不得不调整市场准入战略
韩国半导体行业为应对美国的半导体关税动向,正与政府一道推进就关税条件开展韩美谈判。总统府和通商当局表示,正在持续协商,以确保韩国半导体在待遇上不劣于主要竞争国。
美国政府近期正式提及“若无美国境内生产,最高可能被征收100%关税”的可能性,大幅提高投资施压力度。有分析认为,这一表态直指韩国主要存储半导体企业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尤其是这两家公司正在推进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印第安纳州等地建设生产及封装设施,伴随全球通商环境的变化,其投资战略与生产战略正同时接受重新审视。
有观点认为,由于美国政策当局选择将关税减免以及采购、补贴、许可条件与投资挂钩,企业在作出生产、选址、投资决策时,必须与通商因素一并考量的结构已经重新形成。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在研究对投向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中国工厂的半导体设备实行年度许可制,因此也有分析指出,政策变化可能影响企业全球运营的灵活性。
汽车产业也出现了调整。随着美国关税负担增加,现代汽车被指提高了部分热门运动型多功能车(SUV)车型在美国的生产比重,并在研究扩大当地零部件采购比例的战略。关税、采购规定、补贴与本地化生产要求叠加,使生产基地正从过去以低工资、低成本为中心,转向将采购便利性、政策友好度等纳入考量的多层标准进行重组。随着美国电动汽车采购规定、电池原产地标准和IRA补贴条件相互叠加,汽车企业在设计供应链时被要求综合评估整体监管成本。
如此一来,全球保护措施的扩散正与出口企业的生产选址、供应链构成、原产地管理、自由贸易协定(FTA)利用、参与补贴和政府采购市场、外国人直接投资战略等相互联动,通商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必要性日益凸显。韩国虽通过与欧盟、英国、加拿大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部分市场建立了制度性缓冲装置,但也有意见指出,在墨西哥、印度、巴西等自由贸易协定空白地区,应对保护措施的能力相对薄弱。
韩国贸易协会首席研究员Lee Yujin在报告中表示:“如果说2025年通商环境的最大课题是关税,那么到了2026年,受关税影响的第三国保护主义将很可能成为我国出口企业的负担”,“在监管扩散的局面下,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有效性依然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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