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数字主权与贸易摩擦:韩美数字立法冲突的解法 View original image

近期围绕韩国的数字立法问题,韩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正逐步升温。面向2026年,我国政府和国会正在讨论并推进的所谓“平台竞争促进法(暂称)”和《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引发了美国政府、国会及产业界的公开担忧。美方认为,如果相关立法对本国大型信息技术企业(所谓“Big Tech”)造成不利影响,可能会在数字领域形成事实上的非关税壁垒,并进一步引发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中国民待遇原则之间的相容性问题。


美国提出的问题大体有两点:一是通过事前指定市场支配性平台,原则上禁止其自我优待等特定行为的竞争促进法构想;二是强化平台对虚假与操纵信息传播的责任的《信息通信网法》修正讨论。美方主张,此类监管会相对给谷歌、苹果、Meta等美国企业施加更大负担,而速卖通或Temu等中资平台则可能因处于执法力的盲区而获得间接利益。如果这种认知不断累积,数字监管就有可能演变为贸易冲突。有必要在缓和摩擦的同时,以现实可行的方式维护数字经济的公平性。


第一,有必要灵活重新审视事先将特定企业指定为“守门人”的事前监管模式。欧洲联盟(EU)通过《数字市场法案》(DMA)事前指定“守门人”并引入强有力的行为规制后,也在美欧之间引发了类似的贸易与外交争论。韩国同样不应简单照搬欧盟制度,而应以DMA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执法负担和国际摩擦为教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贸易环境的调整版模式。在不损害立法宗旨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在违法行为发生时强化迅速而有效的事后制裁,或在指定标准上不仅考虑销售规模,还纳入市场影响力、用户依赖度等多重因素,从而减少“定向监管”的争议。


第二,应在制度设计和执法实践两个层面,明确保障国内外企业之间监管的公平性。法律条文上的中立性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积累起“无论国籍一律适用同一标准”的信任。需要对海外平台同样施加与本国企业等同的消费者保护、数据责任与公平交易义务,并切实执行,以此展现监管的一贯性。


第三,应将数字立法视为核心贸易议题,而非单纯的国内监管事务,有必要启动韩美之间的常态化合作渠道。从立法初期阶段起就要加强与美国贸易当局的沟通,充分说明制度的宗旨和适用范围,事先阻断不必要的误解。通过切实运作包括国内外企业和公民社会参与的公听会和意见征集程序,有助于提高制度设计的透明度。


第四,需要更加精细地设计言论自由与平台责任之间的平衡。针对虚假与操纵信息的应对,为了民主和消费者保护固然不可避免,但过度的监控义务则可能导致平台过度反应和私人审查的风险。与其进行内容的直接事前审查,不如以透明度报告、算法运行的说明责任、自主应对机制的高度化等程序性义务为中心来加以规范,这一方向也符合全球人权标准。


旨在确立数字经济公平性的立法初衷是正当的。然而,以损害盟友之间贸易信任的方式推进监管,从长远来看可能会缩小我国经济的选择空间。在当前时点,更需要一种既维护公平竞争价值,又守住韩美同盟互信的克制而具有战略性的制度设计。



Jo Wonkyung 世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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