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更改名称的行为,总是被“新的开始”“革新”之类华丽的修饰语所包装。


从新韩国党到国民力量党,从新千年民主党到共同民主党,层出不穷的改名,是投入数十亿韩元预算的大型工程。


然而选民会发问:


那数十亿韩元的预算和喧嚣的招牌更换,哪怕只有一次,曾给国民的生活带来过“哪怕一只口罩”般的一丝温暖吗?


革新的真诚,并非体现在换个名牌的“化妆”,而是体现在回应国民痛苦的“实践”之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如同黑暗般席卷大邱·庆北之时,当时李在明知事领导的京畿道向大邱·庆北提供了50亿韩元的灾害救助基金。


那是连同京畿道一名五岁孩子买糖果时缴纳的地方税在内,汇聚而成的、真正承载着京畿道民心意的资金。


其中的35亿韩元,是为了购买当时堪称“生命线”的350万只口罩的预算。


然而令人惨痛的是,预算执行后将近70天,价值33亿韩元的口罩依然未能送到大邱·庆北市道居民的脸上。


笔者当时在青瓦台跑口,采访并报道了这一令人咋舌的事实,但不仅大邱·庆北地区媒体保持沉默,就连驻扎在当地的中央媒体也仿佛事先约好一般集体噤声。


在行政无能与媒体冷漠之中,本该属于市民的份额被束之高阁,滞留在某个仓库里。


当时大邱市长Kwon Youngjin始终回避答复,勉强算得上沟通痕迹的,只有庆北道知事Lee Cheolwoo谦虚接受批评,并向笔者发来“表示感谢”的短信。


这起悲剧性的“口罩失踪事件”,极为鲜明地揭示了我们的政治究竟应当把什么放在优先位置。


当朝野斤斤计较首脑会谈的规格、摆出排除少数政党的特权姿态之时,或者花费数十亿韩元去更改党名、擦亮招牌之时,一线的国民却正为一只口罩、一个地方宿愿项目这样的切身生存问题而发出绝望呼声。


如今必须把政策与政治彻底区分开来。


为地方发展而提出的政见与政策,并非任何一方的专属物。


即便如此,在纪念行政成果的场合,有意将曾经一同流汗的对方政党相关人士排除在外的“排挤式政治”,不是革新,而只是卑劣的陈旧恶习。


如果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力量党肯定李在明政府的务实外交,表示要以“更优政策”一决高下,那么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也应展现出尊重对方努力、分享成果的包容力。


政党用来改名的50亿韩元,是在新冠疫情时期足以购买500万只口罩、守护国民生命的宝贵资金。


换块招牌,并不能让政党的本质焕然一新。


真正的革新,源自不窃取对方功劳的诚实,源自在灾难面前不分朝野、共同商议的谦逊,以及来自媒体与政治对那笔连孩子税金都汇聚其中的预算“哪怕一分钱也不能被白白浪费”的责任感。


缺乏协治的改名,不过是对国民的欺骗。


这无异于稻米品质丝毫未变,却只把麻袋换新来迷惑选民的商业小伎俩。


与在150多年里始终保持党名、凭政策一决高下的美国不同,韩国政党史上那种随着人物更迭就频繁更换招牌的陈旧恶习,现在应该画上句号了。


若是在价值数十亿韩元的新招牌之下,依旧重复独占民生成果、或排挤对手的政治,国民就会永远把那个政党记作“只改了名字的旧口袋”。



现在,无论媒体还是政治,都到了必须直面隐藏在名称背后的真相与责任之重的时候。

崔大亿 大邱庆北采访局局长

崔大亿 大邱庆北采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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