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信封法:最终版指导方针三大争议点[Why&Next]
①判断“从属性”的“结构性控制”标准含糊不清
②劳动争议范围扩大…
裁员等“能客观预见的情形”?
③劳动争议对象的“实效性”存疑…
用人单位“明显违反集体协议”?
在政府为将于3月10日施行的“黄色信封法”(《劳动组合及劳动关系调整法》第2、3条修正案)制定的解读指引即将最终敲定之际,为将现场混乱降至最低而推进的工作中,劳资双方围绕核心争点依然各执一词。舆论认为,仅靠对指引进行补充,难以化解围绕使用者性判断标准、劳动争议范围设定以及经营上决策是否被承认为协商对象等分歧。
据相关部门7日消息,雇佣劳动部正为在本月15日前对已行政预告的修订《劳动组合法》解读指引进行进一步补充,广泛征求劳资双方及专家意见。政府内外普遍预计,最终指南大概率将在维持既有解读指引结构的基础上,围绕劳资双方集中表达忧虑的部分,对表述进行更加精细的修订和整理。劳动界与经营界则密切关注最终方案被朝着对自身不利方向解读的可能性。
使用者性判断标准中“结构性控制”的模糊性
最大的争点是作为修法核心的“使用者性判断”标准。根据指引,即便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只要发包方对承包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实施“结构性控制”,即可承认其使用者性。也就是说,将实际支配、决定劳动条件的一方也纳入使用者性范围。关键在于,不是一次性、临时性的介入,而是必须存在一种交易结构,使发包方持续限制、控制承包方在劳动条件决定上的自主权。具体判断要素包括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投入人力规模、劳动安全管理体系、工资决定方式等。
问题在于,劳资双方都无法将结构性控制这一概念视为明确的标准而予以认可。劳动界指出,结构性控制强调“结构”和“持续性”,即使发包方在业务指示、人员运用介入、安全管理支配方面十分明确,反而可能导致使用者性的范围被缩小。有观点认为,这可以被解读为政府将“发包方对承包方实施相当程度指挥、监督的情形”设定为使用者性判断标准。劳动界指出,在承包与间接雇用劳动者为了与发包方进行协商而主张其使用者性的过程中,可能被要求承担比认定非法派遣更为严格的举证责任。
相反,经营界则反对称,关于结构性控制的示例过于宽泛。比如,因合同不履行而可能解除承揽·委托合同,乃至《产业安全保健法》意义上的发包方安全措施义务,都可能被误认为是判断使用者性的依据。与其说是指引中关于结构性控制的定量标准,不如说是以案例为中心的示例更被视为一大局限。有观点认为,即便在最终指引中,在劳资双方多样化的环境下,也难以强调定量标准。最终,使用者性的判断不得不交由劳动委员会及法院事后判断,这一看法愈发占上风。
劳动争议范围扩大……“客观预期”这一火种
围绕劳动争议范围,关于协商对象边界也被认为需要补充完善。修订后的《劳动组合法》将劳动争议的对象扩大为“对劳动条件产生影响的经营上决策”和“用人单位对集体协议的明显违反”。指引就此提出,以“是否引发对劳动条件的实质性、具体性变动”作为核心判断标准。
例如,工厂海外迁移、合并·分立等企业组织变动这一决策本身并非协商对象,但指引明确指出,在此过程中,如果“客观上可以预期”会发生裁员或岗位调整,工会即可要求协商。雇佣劳动部在指引中列举了诸如正在研究裁员时间和方式,或企业经营上不得不向其他地区转移等情形。
劳动界部分人士虽将此评价为“最低限度的安全阀”,但对“客观预期”这一表述在实际现场能否得到认可持怀疑态度。若用人单位分阶段发布经营决策,或不明确披露就业调整计划,则协商请求很可能得不到接受。
经营界则提出截然相反的忧虑。其主张,因“客观预期”这一不明晰标准,合并·分立等经营决策本身事实上可能被纳入协商对象,从而侵害企业在决策上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争议行为的范围可能被过度扩大。有经营界相关人士表示:“经营上决策与劳动条件变化之间的界限只能就个案进行判断,仅靠补充指引难以缩小解读差异。”
劳动争议对象中“明显违反”的判断最终仍将诉诸法院
在是否属于劳动争议对象的问题上,“明显违反”这一表述也成为新的矛盾因素。指引指出,当用人单位在明知并自行承认违反集体协议却仍不履行,或在劳动委员会调解或协商指导过程中,违约事实被客观确认时,即可成为劳动争议对象。这一点因为为围绕集体协议违反的纠纷与争议行为之间搭起了桥梁,备受劳动界关注。
劳动界指出,关于用人单位“明显违反集体协议”的表述,只要用人单位对违约事实提出争议,“明显性”就可能被否定,因此对其实效性提出质疑。相反,经营界则主张,连劳资双方之间的解读差异都可能被扩大为争议对象。指引中虽称,明显性的判断将通过劳动委员会调解或协商指导过程中确认的客观资料和程序作出,但劳资双方普遍认为,实际上大多数案件最终仍需经过法院判决才能得出结论。劳动法专家判断,即便最终指南出台,也难以真正减少纠纷,更多只会起到提示纠纷判断基准的作用。
版权所有 © 阿视亚经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禁止用于AI训练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