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档案]可以理解,但不能免责 View original image

在首尔钟阁站,一辆由七十多岁后段出租车司机驾驶的车辆突然急加速,造成除驾驶员外14人受伤或死亡的事故。出租车司机体内被检出吗啡成分,警方目前将从感冒药等处方药中检出该成分的可能性一并纳入调查范围。


这起事故并非单纯的交通事故。围绕其原因,伴随而来的解释是服药、老年驾驶等。责任正在被模糊化,事件又有被包装成另一宗“不可避免的事故”的危险。然而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一旦握上方向盘,个人的身体状况和条件就不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立即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进入与他人生命直接相连的责任领域。


这次事故亦是如此。身体异常、服用药物、高龄等条件被指为事故原因。但这些因素即便可以成为“理解的理由”,却绝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无论是药物导致的判断力下降,还是年龄带来的认知与反应速度减缓,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当事人在足以威胁他人生命的状态下仍然选择握上方向盘。每当“有可能会那样”的同情叙事被不断重复,受害者所付出的痛苦,以及那天街头毫无防备暴露在危险之中的市民所经历的恐惧,便被过于轻易地抹去了。


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不断把这一问题归结为个人处境、不可避免性和运气的范畴。药物驾驶迄今仍未像酒后驾驶那样背负强烈的社会污名。虽然副作用警示和注意事项比比皆是,但真正负责管理和监控的系统却十分薄弱。高龄驾驶问题亦大致相同。在“谋生型驾驶”“干了很久的司机”之类措辞的掩护下,真正关乎道路上市民安全的议题总是被往后排。在一个以生计为由容忍风险、以同情为由稀释责任的社会中,最终只会不断制造新的受害者。


现在需要的是明确的标准。第一,应当将对药物驾驶的认知与制度提升到酒后驾驶的水平。如果某些特定药物极有可能显著降低注意力、反应速度和认知判断能力,就必须超越简单的警示语,转向法律限制与管理体系。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将服药事实与运输从业人员管理系统联动,对其在一定期间内的运营设置限制,并赋予行政机关相应的监管权力。


第二,高龄驾驶员的管理也已超出仅靠善意与自律来应对的阶段。不应只停留在简单的驾照更新,对于职业驾驶员,应当强制实施定期的认知与反应能力评估。这并非为了歧视年龄,而是因为凡是承担他人生命的公共运输从业人员,都必须满足这一责任条件。对于未能通过评估者,必须同步提供停止运营及职业转型的实质性支持体系。在一个以生计为理由而容忍风险的社会中,最终只会生产出更多新的受害者。


第三,有必要通过制度转型,将“驾驶员个人状态”纳入可被管理的公共领域。像现在这样,把服药、健康异常、过度疲劳一律当作“个人判断”来处理的系统,必然会导致事故发生。需要的不是形式上通过的定期体检,而是能够实际评估是否具备上路驾驶可能性的制度性重新设计。



这起事故在首尔市中心抛出了一个明确的追问,如今已没有再将答案搅浑的理由。社会应以标准而非同情、以原则而非理解、以制度而非宣示来作出回应。如果对这一追问给出含糊其辞的答案,那么下一起事故的发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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