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为所有受害者赔偿的美式集体诉讼
财界忧“滥诉”激增
应混合仅向表达参与意愿消费者赔偿的
欧日式制度
证券以外领域有必要大幅扩展

我国现行的集体诉讼制度仅适用于股价操纵、虚假披露等证券相关案件,且诉讼程序和要件过于严格,几乎没有实效,因此社会上已形成共识,认为有必要扩大集体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并放宽程序和要件。不过,由于美国是主要国家中运行最为强力的集体诉讼制度的国家,存在严重的滥诉忧虑,因而有不少意见指出,难以原封不动地引进美国式制度。


专家表示,应当为我国妥善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韩国型集体诉讼制度”,例如仅在多数受害者的损害形态相对统一的案件中引入美国式模式,或仿效欧洲,由消费者团体代替受害者提起诉讼,在通过判决最终确定企业责任后,再由消费者参与诉讼等。


集体诉讼最活跃的美国被称为“诉讼天堂”

在集体诉讼最为活跃的美国,有意见指出,其负面效应与消费者保护效果同样不容小觑。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律师事务所鼓动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并将集体诉讼当作“营利手段”加以利用。根据纽约民事司法研究所(New York Civil Justice Institute)2021年报告,2015年至2023年间,在纽约联邦法院针对辉瑞、Iberia Foods等主要企业提起的与虚假、欺骗性广告相关的消费者集体诉讼超过700件。


尤其是成立于2012年的一家名为“Lee Litigation Group”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承办了2015年至2018年在纽约提起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案件的大约五分之一。美国国内因像 Lee Litigation Group 这样的律所纷纷涌入集体诉讼市场,导致案件数量激增,法院系统陷入超负荷状态,以及律师只图获取巨额和解金的忧虑也接连出现。美国企业之间试图规避集体诉讼的各种“小伎俩”也在增多。《纽约时报》称,主要企业在消费者难以察觉的条款中加入“纠纷通过个别仲裁解决”等字句,试图从源头上阻断集体诉讼的提起,此类做法正在不断增多。


如此一来,以“选择退出制”(排除申报型,仅对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不发生既判力的方式)为核心的美国式集体诉讼制度,虽被评价为提高受害人权利救济效率的强有力手段,但关于因滥诉导致企业经营负担加重以及制度被误用、滥用的忧虑也同时存在。对此,国内法律界提出建议称,与其照搬美国式“选择退出集体诉讼”,不如有必要结合欧洲等多国正在试验的多种集体诉讼模式的优点,设计出“韩国型集体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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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照搬美国式集体诉讼…应设计韩国型集体诉讼

26日,主导“Coupang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共同诉讼的律师事务所 Jihyang 的律师 Lee Eunwoo 表示:“在财界对美国式集体诉讼存在强烈抵触情绪的情况下,如要提高制度的实效性,就必须设计符合韩国现实的混合型模式,思考务实的替代方案。”他提出方案称,对于多数受害者、损害形态相对统一的案件,可采用选择退出方式;而对于个别损害具有高度特殊性的案件,则采用选择加入方式(仅在受害者明确表示愿意参加集体诉讼的情况下,判决才发生效力并可获得赔偿)。


其解释称,如果对所有案件一概引入选择退出方式的集体诉讼,企业对滥诉的忧虑可能会加剧,因此有必要根据案件类型不同而区分参与方式。他强调:“与其一味照搬美国式模式,不如从欧洲等主要国家正在试验的制度中吸取优点加以设计。”在欧洲和日本,由消费者团体代替受害者提起诉讼,在通过判决最终确定企业责任后,消费者再参与诉讼。此时,参与诉讼的受害者如何作出意思表示(选择退出或选择加入),则因国家而异。


这位律师还表示,在引入集体诉讼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在限制代替受害者提起诉讼主体的同时,尽可能允许更多团体参与。他指出:“以日本为例,全国仅允许4家消费者团体提起集体诉讼。像这样将诉讼执行资格限制在极少数团体,难以不受与企业等的关系影响,即便引入集体诉讼制度,事实上也难以运作。”同时表示:“如果是具备环境、能源、气候、消费者保护等专业性的团体,就应当比较宽泛地允许其担任诉讼代理,并允许其代替消费者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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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诉讼适用领域应从证券扩展至其他领域

关于集体诉讼的适用范围,应当大幅扩大的主张占据主流意见。也就是说,不应局限于证券或个人信息侵害案件,而是要将适用范围大幅扩展到《反垄断法》项下的合谋损害或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等集体性损害反复出现的领域。其问题意识在于,即便因全球企业的不法行为造成大规模损失,由于集体诉讼仅限于证券领域,国内消费者长期被排除在赔偿之外。


也有意见指出,在引入集体诉讼的同时,需要精细协调其与既有制裁、救济手段之间的关系。主张认为,若引入集体诉讼,就应重新调整罚款或团体诉讼等既有制度的角色。国会立法调查处立法调查官 Park Soyoung 表示:“在惩罚性损害赔偿、罚款等多种制度并存的结构下,再叠加集体诉讼,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制裁可能会出现重叠。各项制度本身各有其必要性,但若重叠运行,企业可能会被课以过重的经济和法律负担。”



Park 调查官认为,如果通过集体诉讼能够对损失金额进行充分赔偿,那么作为公共制裁手段的罚款必要性可能会有所降低。由于集体诉讼以大幅扩大损害赔偿规模为前提,若与惩罚性损害赔偿或高额罚款并行实施,可能会出现公平性问题。她还强调,如果引入选择退出方式的集体诉讼,就必须大幅强化告知和通知程序,以确保受害者能够充分知晓自己是否行使权利。应当像美国那样,通过邮寄、电子通知、媒体、线上广告等多种手段,明确告知判决效力及排除申报的含义,使受害者有机会被排除在判决的既判力(赋予确定判决的拘束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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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证据获取…应考虑引入证据开示制度

也有观点认为,应当与集体诉讼制度一并引入证据开示制度,以提高消费者救济的实效性。证据开示制度是指在正式审判之前,强制诉讼当事人之间相互交换证据和信息的程序。该制度被评价为,可以在审判前提前获取文书、证言、物证等,从而在审判过程中缩小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尚未引入证据开示制度,而民事诉讼采取由法院主导证据调查的结构,因此信息不对称问题持续被提出。虽然存在法院要求提交资料的文书送付嘱托、文书提交命令等制度,但也有意见指出,法院在对原告的证据收集权限上持消极认可态度。法律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由于大部分证据掌握在企业手中,为了能更有保障地获取证据,有必要在整个民事诉讼中,或者(若难以做到)至少在集体诉讼中引入证据开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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