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主要国家的韩国技术与培育政策
调整比重与构建一体化生态体系成当务之急
今年年初,以“DeepSeek冲击”象征的中国红色科技崛起,正扩散至整个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中国不仅在人工智能(AI)、自动驾驶领域,而且在生物产业方面也取得了快速成果。自2021年起推进“第14个五年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中国,被评价为不仅在创新新药,还在生物材料、农业技术等诸多领域迅速获得全球竞争力。
作为生命科学强国的英国在2023年发布了“国家工程生物学愿景”,宣布投入规模达20亿英镑的资金。美国一方面为应对中国企业的崛起推动制定《生物安全法》,另一方面在生物技术和制造业创新方面扩大跨部门投资。
如今,合成生物学已超越单纯创造经济附加值的层面,成为左右国家安全和战略产业基础的关键技术,美国、中国、欧洲等技术先进国家均将其纳入技术出口管制对象进行管理。所谓合成生物学,是将生命体视为“可设计的系统”,通过对脱氧核糖核酸(DNA)、蛋白质、细胞功能进行工程化再设计,实现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特性的一种技术。
就像拼装乐高积木一样,利用标准化的DNA元件来构建所需的生物学功能,在这一点上已经超越了既有生物工程学的范式。这项技术不仅在罕见病治疗药物、个性化定制药品、免疫细胞治疗剂等传统新药开发领域应用,还正广泛延伸至碳捕集微生物、生物塑料、人工蛋白质纤维等白色生物与绿色生物领域。
最近,随着与AI技术结合,创新的速度和范围正急剧扩大。我国今年也率先在全球制定了《合成生物学培育法》,计划于明年正式施行。同时正在扩大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开发投资,并推进由国家主导建设公共生物铸造厂(Bio Foundry)。
然而,在技术水平和产业化速度方面,我们与美国、中国、欧洲之间仍存在差距。政府提出到2030年将30%的石油基制造业转为生物基制造的愿景,但考虑到石油化工产业的结构性变革以及碳排放监管强化的大势,有必要更加快速地推进生物制造转型战略。
未来的政策方向十分明确。应当打破迄今以新药、医疗器械等红色生物为中心形成的政府研究开发投资结构,扩大对白色生物和绿色生物领域的投资比重。引入基于产业需求的技术成熟度(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分级放大体系,以及按产品和材料分类的成果挂钩型研究开发模式,以此消除实证之后出现的“产业化瓶颈”。
需要加快当前正在推进的生物铸造厂建设速度,并按区域枢纽扩充特色型铸造厂,营造研发—实证—制造环节无缝衔接的一体化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是,现有石油化工、材料、食品等需求产业与政府研究机构、高校之间必须开展紧密合作。
这是因为,生物制造并非仅属于初创企业的新领域,只有与既有产业的结构转型相结合,才能最大化其经济效应和市场潜力。同时,还应当根据技术发展速度,对转基因生物(LMO)、转基因食品(GMO)、基因编辑等相关监管进行合理完善。
应当在医疗、非食品等社会负担相对较小的领域,优先打造提升社会接受度的应用案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到食品、农业等敏感领域,这种路径更为妥当。
合成生物学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而是决定产业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国家战略技术。我们所需要的是超越研究开发阶段,使技术真正延伸到市场和制造现场,进而带动就业和产业结构创新的执行体系。当政府、产业界和研究机构紧密协作,加快推进“生物制造转型”之时,合成生物学将成为韩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Oh Taeseok 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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