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国家,只有国民的代表才能通过法律限制国民的权利。国会可以通过预算决议权或国政监察等手段,事实上不受限制地介入国政。司法部和行政部门的预算与组织都以法律为依据,大大小小的政策也都以法律为依据。权力越大,犯错的可能性也越大,尤其在政策方面更是如此。大韩民国国会是政策失败的温床。
我国国会议员在提出法案时,几乎不负责任。本届第22届国会在19个月间提出的法案竟然超过1.3万件。其中既有政府组织法、劳动关系法、商法等经常见诸媒体的法案,也有大型超市监管、电气·电子产品再利用监管、对企业引入人权·环境尽职调查制度等,每一项都是会影响国民和企业的政策法案。法案并不是自动售货机,可国会议员人均400件,几乎隔两天就提出一件,这一事实本身就让人推测其多么粗糙。
国会在大量提出法案的同时,却很少事先进行有效性分析。大多数情况下,只强调提出法案的宗旨,至于可行性和有效性则常常被忽视。对靠知名度和人气生存的国会议员来说,对热点问题的即时应对,比为制定“聪明的法案”而苦心思考更重要。不知从何时起,“政治正确”也开始发挥作用。一旦有人以缺乏实效为由提出反对,就会反问:为什么要给如此重要的法案找茬。扭曲议题本就是政治人物的拿手好戏。
当然,国会内设有为估算法案成本的预算政策处,也有审查实效性的立法调查处,还有常任委员会专业委员对议案进行审查。但是,国会议员在提出法案前并无必须听取这些意见的义务。像美国那样采纳行政部门反对意见的惯例也并不存在。提出法案完全是国会议员的专属裁量,只要凑齐10名议员就可以立即提出。议员之间相互“帮忙联署”法案的现象随处可见。19个月内在1000多件法案上署上自己名字的议员竟然存在,国民真的知道这一点吗?审议过程同样问题重重,公听会往往在常任委员会表决下被省略。
国会过度侵入行政部门领域也是一大问题。国会制定法律后,行政部门负责制定为执行该法律所需的具体内容。从权力分立的角度看,对行政部门权力的过度侵害本身就有问题。越来越多原本应根据政策对象和具体情境灵活适用的事项,也被写进法律之中。提高透明度、强化问责,通常是这类立法的名义。但真的是国会来规定就透明,行政部门来规定就不透明吗?在法律中设置诸如“所有”“始终”“不超过最近3个年度平均物价涨幅若干百分比(%)”等极其具体的标准,也是一大问题,因为这必然会引发统一化与僵化问题。行政部门为如何执行由国会通过的过度法律而头疼的情况,屡见不鲜。
转眼已是12月。每年这个时候,随着预算案的通过,大量被冠以“民生法案”之名的法案也一并获批。到这个时候,媒体就会大篇幅报道“只会争斗的国会终于干了点正事”,难得一见的各党代表握手画面也会登场。名义上当然是为了民生和公益,但向特定群体提供特惠的法案、为自己选区输送利益的法案交易,其实远比想象中多。因此,在新的一年里,国会也应当成为在改革中不只是说说而是真正承担责任的国会。
Lee Hyukwoo 培材大学教授(良好规制市民论坛 规制监测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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