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最高水平遗产税税率，正加剧企业传承避讳
大韩商工会议所发布分析报告：提出改革遗产税的五大理由
“削弱企业持续经营与经济活力，却加重双重征税并刺激逃税动机”
有观点指出，最高可达60%的最大股东继承税税率，正在助长外部投机资本对企业的攻击，并加剧企业对经营权继承的回避。为了承受高税率而处置股票的过程中，用于防御经营权的持股比例势必下降，但用于防御的手段却并不充分。现行继承税最高税率为50%，对最大股东持有股票加征20%的附加税后，实际税率达60%，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最高水平。
大韩商工会议所在18日发布题为《有必要改革继承税的五大理由》的报告，敦促国会尽快推进继承税制改革。政府今年7月公布了降低继承税最高税率、废除最大股东持股附加课税等内容的税法修正案，将继承税最高税率从50%下调至40%，并已将法案提交国会。
商工会议所首先指出，高继承税率成为助长外部势力攻击企业的诱因，从而引导企业回避经营权继承。由于最高可达60%的税率导致继承税负担沉重，继承人通过处置股票筹措税款的过程中，经营者持股比例必然下降。商工会议所表示，如果最大股东为缴纳继承税而抛售股票，其持股比例至少可能降至40%。据商工会议所测算，若创始人（第一代经营者）持股比例为100%，则第二代将降至40%，第三代则降至16%。
现行《商法》中并无法定的经营权防御制度。这意味着经营者在缴纳继承税的过程中，可能暴露于恶意并购（M&A）或投机势力的威胁之下。商工会议所强调：“韩国老龄化速度快，继承税负担沉重，回避继承的案例很快就会增加”，“应当摒弃只将企业继承视为‘财富世袭’的负面视角，而应从技术、就业与责任的传承角度进行看待”。
商工会议所还主张，这可能削弱企业投资，制约股价提振，从而损害经济活力。因为第二代及其以后为继承做准备的经营者，为筹措继承税资金，难以进行具有挑战性的投资。一旦股价上涨，继承成本随之增加，也难以果断推进提振股价的举措。
商工会议所指出，这对税收收入的保障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未能反映过去25年间资产价值的上升，继承税正逐步将负担转嫁给中产阶层。与过去仅对极少数高收入群体征税不同，近10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大幅飙升，纳税人数量明显增加。根据国税厅数据，继承税课税对象（被继承人）从2012年全国6201人增至2022年的1万5760人，10年间增加9559人，增幅达154.2%。同期继承税总决定税额从1.8万亿韩元增至19.3万亿韩元，增加了9.7倍。
商工会议所还表示，这也有悖于全球降低继承税的国际通行标准。韩国继承税最高税率在1997年为45%，2000年上调至50%，不断上升，若加上最大股东附加课税则达60%。七大工业国（G7）则通过废除继承税或下调最高税率的方式进行调整。加拿大在1972年废除了继承税并改为征收资本利得税。美国则将继承税最高税率从55%下调至35%，之后在2012年固定为40%。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8个成员国中，征收继承税的国家有24个，占63%；没有继承税或改为征收资本利得税等其他税种的国家有14个，占37%。征收继承税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为26%。
商工会议所批评称，过高的继承税率还可能增加双重课税案例和逃税诱因。根据现行制度，继承税是在对被继承人生前所得征收最高49.5%（含地方税）的所得税后，再对其剩余财产征税。即便配偶已就所继承财产缴纳了继承税，一旦配偶去世，同一财产在继承给子女时还要再次征收继承税。关于存在双重课税可能性的税收抵制舆论势必不断高涨。
此外，商工会议所指出，为筹措继承资金，最大股东可能产生向持股比例较高的关联公司集中输送业务的诱惑。
大韩商工会议所调查本部长Kang Seokgu表示：“让韩国企业承担世界最高水平的继承税负担，是在强加过度的牺牲”，“现在应当参考主要国家的税制，降低过高的继承税负担，以支持企业竞争力并提升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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