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人身份时妻子生产
减少所有外部活动
与妻子一起在产后护理院生活
即使任期中生产也会做出同样选择

一位亲身经历“陪产假”的在职男性国会议员,一位刚满百日女儿的父亲。这说的是在2024年4月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当选的国民力量党议员 Kim Jaeseop(37岁)。自5月30日开始履职的 Kim 议员在配偶分娩时,因仍是当选人身份,连续约一周完全停止一切对外活动,专心照顾孩子。实际上等同于休了一次“配偶陪产假”。


Kim 议员12日在首尔汝矣岛国会议员会馆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看待政治问题的视角从现在转向了未来,这对作为政治人来说意味着一切都变了。”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而牵头跨党派议员聚会“顺风论坛”的 Kim 议员,目前也在准备以产假和育儿休假为内容的第1号法案。


国民力量党议员 Kim Jaeseop 12日在国会接受《亚洲经济》采访。照片由记者 Kim Hyeonmin 提供 kimhyun81@

国民力量党议员 Kim Jaeseop 12日在国会接受《亚洲经济》采访。照片由记者 Kim Hyeonmin 提供 kimhyu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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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妻子生了孩子,有正式休‘陪产假吗’吗?


△当时是当选人身份,并不存在可以向哪一处提交配偶陪产假申请表的制度性渠道。即便如此,我仍至少有一周时间完全不参加电视节目等任何对外活动,只专心照顾孩子。我几乎一直和妻子一起待在产后康复机构,学习如何冲奶粉、怎样给孩子拍嗝,也学会了换尿布、包襁褓。这段时间还尝试了所谓“袋鼠式肌肤接触护理”。当时我认为那段时期就应该只和孩子待在一起,所以只专注于这件事。


-如果是在任期中妻子生孩子,你觉得会在制度上正式休陪产假吗?


△我觉得会。虽然在国政监察、人事听证会等非常重要的国会日程期间恐怕难以实现,但如果没有那么重要的议题,我应该会申请陪产假。至少会休上三四天,我是这么预想的。


-产后专注育儿时,切身感受到哪些制度需要改善?


△我认为有必要提高育儿休假期间的收入替代率(以2023年11月为准,约为通常工资的41.8%)。从长远来看,当父母选择长期育儿休假时,必须比现在更大幅度提高收入替代率,父母双方才会真正有信心去生育和照顾孩子。即便在类似的职业中,一般而言父亲的收入往往略高于母亲,因此一旦父亲休育儿假,家庭收入就会受到直接冲击。这样一来,父亲即便再想休育儿假,也不得不继续上班。我认为以目前的收入替代率水平,年轻人很难轻易决定生孩子。如果能看到随着收入替代率的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出现有意义的上升,那就说明有必要对这一部分动手改革。


-这些内容会在“顺风论坛”中进行讨论吗?


△当然。与低生育率相关的研究团体或论坛非常多,而顺风论坛的特点在于,以现在真正面临生育问题的新婚夫妇、尚未结婚的年轻议员,或者像我这样刚刚有了孩子的新手妈妈、爸爸们为主体。我们亲身经历的现实问题,最终就构成了低生育率的原因。能够把这些问题政治化、议题化,我认为是我们研究小组最大的优势。


-在抚养一个刚满百日的婴儿的同时,如何开展议政活动?


△我早上5点出门运动,然后看报纸,参加完电视节目后再去议员会馆。不过,晚上的日程一定会尽量提前结束,一般争取在晚上8点左右结束,不拖到9点以后。下班后到孩子睡觉前,我会尽量抽出3到4个小时陪孩子,喂饭、照顾他。给孩子洗澡这些事也要亲自做。


-你认为20~40岁这一代不愿意生育的原因是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这已经成了一个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无论身处怎样的恶劣条件,人们都需要一种“我的生活会变好”的希望,或者“韩国会进一步发展”的希望,需要一种只要在社会中努力,就能获得更高地位、进入更好职场和学校的希望。但如今太多社会问题摆在年轻一代面前。我们这一代首次成为“生活水平不如父母的一代”,接下来的下一代是否会比我们过得更差,这样的担忧开始出现,于是大家不敢生孩子。住房等问题当然非常现实,但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韩国已经进入一个年轻一代失去许多希望的时代。


国民力量党议员 Kim Jaeseop 12日在国会接受《亚洲经济》采访。照片由记者 Kim Hyeonmin 提供 kimhyun81@

国民力量党议员 Kim Jaeseop 12日在国会接受《亚洲经济》采访。照片由记者 Kim Hyeonmin 提供 kimhyu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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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说要带孩子,有人可能会批评你忽视议政活动,你怎么看?


△最终还是要用结果来证明。不只是我,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是300名国会议员都认同的议题。关键在于能否制定出既有立体感又有生机、同时又现实可行的政策,是否真正具备问题意识——而这些只有亲自养过孩子才会明白。因此,我认为养育孩子本身正发挥着让人拥有最具体、最现实问题意识的作用,所以这不应成为被批评的理由。


-你基本上晚上9点前就回家,周围议员对此有什么反应?


△最近大家都能理解,还会说“你得去看孩子啊”。当选国会议员之后,我已经完全戒酒了。可能正因为“养孩子的国会议员”比较少见吧。几乎没有人在抚养新生儿的同时从事议政活动。对我来说,这不是受到照顾,而是我应当履行的义务。我目前所处的状况,正是我国最重要问题的起点。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义务,是我的使命。作为一个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又处在重要决策位置上的人,我感受到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更强。


-今后妻子重返工作岗位时,你打算如何帮助她?


△因为育儿负担而无法从事自己的工作,这种状况并不理想。我也希望妻子的生活不要只围绕孩子转。孩子固然无比珍贵,需要悉心照顾,但妻子也有自己的生活。我希望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我想,作为立法机构的一员,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可能就是搭建制度性的基础框架。通过制定支持“职业中断女性”的政策性措施,我认为这也可以成为我的一项重要职责。


-基于产后育儿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和思考,今后打算如何开展议政活动?



△我计划在对产假和育儿休假概念进行全面重新审视后,提出相应法案。已有研究结果显示,住房所有权形式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我们也在从政策层面进行研究与审查。此外,我还计划制定更为具体的替代方案,使“新生儿特别阶梯贷款”真正能为首都圈青年带来实质性优惠。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翻译技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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