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房子更重要的是居住环境……应当能在原居地安度晚年”[热点专访]
Lee Gyeongrak U1大学建筑工学系名誉教授
“在我国，要在首尔或大城市供应老年住宅本身就很困难。既有建筑太多，几乎没有空地，再把其他建筑拆掉重建的话，又要花费大量成本。所以建设起来确实非常难。我国从长远来看应当追求的老年居住方式，是‘在原居地变老’。”
上月26日，Yuwon大学建筑工学科名誉教授 Lee Gyeongrak 强调称：“关键是要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使老年人能够在原来居住的地方变老。”他表示：“从根本上说，社会应当能够实现‘aging-in-place（在原来的家中安度晚年）’，为此需要推进住宅改造、延长上门照护服务时间等措施。”
Lee 教授于1994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以高龄者居住环境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在我国尚未开始担忧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年代，他远赴日本，从日本所处的现实中看到了未来韩国将面临的处境，因而决定专攻高龄者居住环境。回国后任教的同时，他目前还担任韩国长期照护学会理事、认知症照护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居住福利论》《面向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建筑设计手册》《解读老年设施空间》等。
— 听说您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日本研究老年居住环境。当时我国还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距离老龄社会还很遥远。为何会想到去研究高龄者居住系统？
▲我的硕士学位是以集合住宅为研究对象取得的。为了攻读博士学位，我在1989年前往日本。当时日本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正处在即将进入老龄社会的关口。老年问题十分严峻，国家层面也高度关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社会全方位各领域都将与老龄化相关”的氛围。现在回头看，那就是当下韩国的样子。看到日本当时的情况，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在这一领域专业化。恰好我所在的研究室承担了与老龄化相关的课题，于是从疗养设施调查开始，对入住疗养设施的老年人、居住在一般住宅的老年人、居住在集合住宅的老年人等，比较了居住在多种不同类型住宅设施老年人的生活行为模式。
— 那还是在引入长期护理保险之前。那时日本已经有这么多种类的居住设施了吗？
▲在日本，即便在长期护理保险全面实施之前，各地方自治团体也已推出了相当水平的老年人保障政策。尤其是针对经济、身体双重脆弱的老年人，出台了多种措施，发展得相当完善。居住方面也是如此。从疗养设施开始，到让高龄单人家庭集中居住的高龄者复合住宅“Silverpia”等，存在多种形式的居住设施。我当时就有一种“即便老了也还能好好生活”的感受，记忆犹新。
— 各地方政府的政策多样这一点很有意思。
▲日本在地方政府层面的整合照护体系发展得非常成熟。就连长期护理保险，保险人也是地方自治团体，这与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我国不同。因此，才能在社区层面对当地老年人提供细致入微的照护。我国在整体医疗和疗养服务水平方面，老年保障政策也在发展，但仍需要更具体、更精细的思考与设计。
— 我国的老年住宅数量本身就严重不足。
▲目前能够供应老年住宅的价格环境本身就不合适。想在有需求的地区建设，地价昂贵，建设成本也高。若不是大型企业，一般的小型建筑公司仍难以承受。若要广泛供应，不论是面向开发商的税收优惠，还是面向入住者的入住费用补贴，都必须伴随政府层面的支持政策。
不过，即便如此，通过新建供应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且，确实也有相当多的人希望尽量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随着年龄增长，频繁更换居住空间会被当作一种“冲击”来感受。对于因为不愿环境改变而希望实现aging-in-place的老年人，也应保障其选择权。
— 日本在aging-in-place方面是否已经较快站稳脚跟？如果是，原因是什么？
▲日本首先是一个独栋住宅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在泡沫经济时期建成的大量建筑，如今已经老化严重，因此安全事故频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制度更快发展。虽然年老后独自生活困难，但仍有许多人希望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能强制要求他们入住老年住宅。结果只能走“双轨制”的发展道路。正因如此，现在日本的政策方向，与其说是新建设施，不如说是更多地转向支持aging-in-place。
— 要想在原来的家中变老，最需要的是什么？
▲首先，居住环境本身必须对高龄者友好。要通过改造住宅，防止跌倒事故，并消除通行时门槛等障碍。现在虽然也有由保健福祉部等部门推进的“住宅维修项目”或“居住环境改善项目”等个别政策，但多为一次性项目，且对象有限。以日本为例，长期护理保险会补贴住宅维修费用，因此针对高龄者的定制化住宅改造市场发展得非常成熟。
此外，对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受益对象，应当在其有需要时，能够灵活地获得上门照护服务。一般而言，上门照护服务是以护理员每次上门最多提供三小时服务为标准。但这“三小时”的标准其实相当模糊。在这三小时内，既有老年人需要护理员的时刻，也有不需要的时刻，但从护理员立场来看，全程陪在老年人身边直到下班会更方便。需要研究一种方案，要么延长可使用的总时长，要么允许将服务时间更灵活地分段使用。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我认为社会就能更顺利地迈向aging-in-place容易落地、易于定型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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